第67期 2012/12/20 往期回顾

“组团贪腐”怎么治?

过去两年间,河南许昌东城区拆迁领域60余人相继被批捕、起诉,数人潜逃。涉案人员“团购”了当地拆迁事务,贪污、受贿金额动辄数百上千万元。有涉案人员表示,“进了这个贪腐的圈子,不贪就成了另类,不贪就得受排挤,不想贪也得贪。”…[查看详细]

在这场组团腐败中,负责拆迁的官员之间达成了彼此合作、互不干涉的“默契”,而被拆迁的村民和负责拆迁的官员也携起手来,一反拆迁队和钉子户斗争的常态……这种腐败的最大危害是具有隐蔽性,大家利益均沾,一起闷声发大财。

许昌东城区征地办“组团贪腐”,涉案金额达千万 许昌东城区征地办“组团贪腐”,涉案金额达千万
60余拆迁办官员组团贪腐:不贪就会受排挤?
不能让反腐沦为政治博弈的工具
不能让反腐沦为政治博弈的工具

征地办主任李全民,在短短两年半任职期内累计39次贪污、受贿,平均几乎不到一个月就有一笔,均是指使下属虚造拆迁补偿协议骗取拆迁补偿费,或帮助他人编造虚假拆迁补偿协议收受贿赂。

不过说到数额,李全民却不及下属王春喜,王在职的短短27个月间,骗取拆迁补偿费1016万余元,受贿336万余元,总涉案金额高达1353万余元。以平均收入计算,王春喜每月除工资之外,还有50多万元黑金进账。

征地办有一套自己的潜规则:“一损俱损,一荣皆荣”,有了能赚钱的机会大家组团上阵

办案检察官张剑时看来,当每个人都放弃互相监督时,组团贪腐就势成必然。有不想贪污的吗?答案是“有”。但是“进了这个贪腐的圈子,不贪就成了另类,不贪就得受排挤,不想贪也得贪。”同样涉案的代军峰这样解释。在问到为何要贪污受贿时,代军峰交代:“开始不习惯,后来就慢慢接受了,也就是从众心理,大家都这样做了,我不做会显得不合群。整个单位的人只要在职权范围内,每件事都想法搞些钱,不搞钱就不正常了。”…[查看详细]

“组团贪腐”何以轻易成功?
大陆可否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反腐模式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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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“外部监督”力量进入是“组团腐败”根本原因

“组团腐败”的最大特征是“屏蔽”了“内部监督”,因为上行下效,因为心照不宣,大家可以一起腐败。为此,会虚置各种制度。许昌市在规划东城区拆迁时就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制度,如纪检、审计、财政单位三方监督,每一笔拆迁都要进行拍照、录像等。可在工作量太大的借口之下,初期严格的监督制度开始变得形同虚设。因而,也造就了征地办那一套潜规则,那就是“一损俱损,一荣皆荣”。拆迁没有拍照没有录像,为何就没有人对其查一查,难道征地办说什么就是什么?更让人惊讶的是,没有了内部监督,难道连外部监督也没有了?征地办的工作如果是在强有力的“外部监督”之下,那还能如此造假吗?

“组团腐败”只不过证明了“内部监督”并不可靠,就像反腐败走“夫人路线”不可靠一样。面对征地办这样容易腐败的单位,无论如何是要加强外部监督的,可事实上,即便这些工作人员胡乱操作,却根本没有“外部监督”力量进入,这也是形成“组团腐败”的根本原因。 …[查看详细]

当利益共同体已经形成时,“互相监督”也就成了空架子

也就是说,所谓的内部监督往往是靠不住的。我们一直在倡导政府信息公开,其目的就是对政府实施有效的监督。如果拆迁部门的一举一动都向社会公众公开,就不会产生“几个人商量一下就造个假协议”等情况,更不会形成利益均沾的潜规则。明明是子虚乌有的事,却让个别人中饱私囊,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事。

正是因为外部监督的缺位,才使得集体贪腐易如反掌。公开的“阳光”照不进来,产生的必然是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更可怕的是,黑幕越积越多,即使有人想监督,也会因为得不到积极的回应而失去信心,导致腐败行为更加猖獗。因此,要想杜绝“组团贪腐”,加大公开力度才是正道。让权力在公开的“阳光”下运行,才能从根子上消除腐败行为的产生。…[查看详细]

“最干净”的国家与中国反腐模式比较

清廉国家:透明的公开制度、强大的舆论监督、高度法制化的控权制度和良好的廉政文化

今年的世界清廉国家排行中,新西兰、丹麦和芬兰名列三甲。英国《独立报》认为,广泛细致的规范、透明的公开制度、强大的舆论监督、高度法制化的控权制度和良好的廉政文化,是这3个国家共同的反腐经验,但具体到各国,又各有各的优势。

在丹麦,深入人心的廉政文化、平等的宗教传统和对防腐拒腐系统教育的重视,有效遏制和减少了人们对金钱的心理需求,使反腐变成一种理所当然的社会现象。高度健全而又保持较高独立性的司法体系,是新西兰保持清廉的“杀手锏”。改革之后的公务员系统将很多职能转移或下放给半官方或民间机构,政府机关只扮演政策统筹和调控的角色,不涉足具体运作。这种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的架构,从根源上断绝了钱权交易和权力滥用的可能。而对芬兰来说,细化到琐碎、严格到苛刻的制度规定,是最好的“防腐剂”。芬兰法律规定,任何公务员不得以任何借口接受他人赠送的任何礼物。即使是关系特殊的私交,礼物价值也不能超过25美元,且需上网申报。…[查看详细]

中国式反腐困局:权力过分集中,外部监督缺位,舆论监督苍白无力

人性的弱点一旦与绝对权力相结合,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,就会暴露无遗,任何道德的说教都不能使其收敛。中国的监督力量是严重缺位的,它不仅不能有效地限制权力,有时候反而为权力所利用。 我们的干部制度是实行自上而下的任命制,实质上是党决定一切,更具体地说是上级决定一切,再具体地说是“一把手”决定一切,上级掌握着下级的升迁予夺之权。在这种体制下,下级取悦上级还忙不赢,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?更有甚者,党委的一把手又大都是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一把手,于是人大成了自己监督自己。

我们的媒体牢牢地掌握在各级党委手里,党虽然也强调舆论监督,但是声音很微弱,这不是广大媒体工作者的责任,而是体制使然。西方的媒体除少数官办的以外,都是个人、集团、中介组织办的,新闻自由保证了这些媒体的独立地位,它们只对事实负责,而不管是不是“主旋律”,而且把反映民意、批评政府、监督政府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,因此有“第四权力”之称。…[查看详细]

遏制腐败,就不能回避权力体制这个根本问题

在某次中纪委座谈会上,一些专家提出要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,甚至有的说要“烧多把火”。但王岐山当时就有回应,说他还是希望“润物细无声”。实践已证明,“运动式反腐”不会根除腐败,也未必得人心。反腐的力度如何,不是看落马官员的级别或数量,还是要看是否有效遏制了腐败的现象,是否增强了廉洁的制度基础,是不是形成了一种“不想腐败、不敢腐败、不能腐败”的制度约束。

反腐不能只靠“二奶”,不能依赖“微博爆料”,要真正遏制腐败,就不能回避也不可能绕过权力体制这个根本问题。这就必须改良现有政治体制,推进宪政、民主建设。(本网特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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